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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历史,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

网络整理 2019-07-03 17:46

每个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外部世界哲学,因为在构筑自身的世界知识图景期待中,存在着一个从理解式获取到自主性创造的过程。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特凡·贝格尔主编的《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认知外部区域与国家民族历史叙述的必要知识与可能。

  

国家认同与民族历史总是相辅相成的。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民族历史叙述赋予民族国家以一种地位,使之得以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稳定下来。……这种现代性源于西方,并从那里扩散开来,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扎根。在西方首次获得凯旋的历史性民族宏大叙述,并未在各地被简单复制。他们遭遇到书写与叙述民族历史的其他形式,并以各种方式得到调适、拒斥和重整。”

  

这段话实际上就提醒我们,曾经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无往不利的西方民族历史叙述框架,正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失去其普遍性意义,欧洲殖民帝国之外的民族历史书写,正在呈现出新的路径。

  

欧洲

民族历史书写的发源地

  

作为所谓的近代民族历史书写发源地,欧洲知识界的道路可谓曲折而多样,其中既有英国叙述所呈现的文明化进程,同时也存在着以法国为代表的进步启蒙话语,更存在着多民族帝国的复合型框架。虽然时代在变,在政治结构与共同体认知方面,如今的欧洲已经跟数百年前的欧洲有了很大差异,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21世纪初,民族历史与民族标准是否真的已经不可挽回地属于过去?今天,在欧洲,许多历史学家们都在寻求把历史书写欧洲化和地区化的方式,以期克服民族范式的许多限制。但是,几乎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民族范式仍然继续成为最为强大的历史叙述的建构动力。”

  

作者认为,在欧洲的语境中,民族归属感和认同问题,作为民族历史当中极为重要的因素,都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只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欧洲的新民族观逐渐形成,并认为“只有在欧洲‘鞍型期’

(Sattelzeit,1750-1850)

,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对于本民族的忠诚感才成为使国家合法化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只有到那个时期,民族才取代并混合了宗教、王朝观和封建主义,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中,提供了关键的黏合剂。”这种“黏合剂”不仅重塑了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在当代依然发挥着巨大的认同性影响。


反映苏格兰与英格兰民族冲突的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地缘政治的认知与想象,为国家特质与合法性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可以说,那种全欧洲最为成功的民族历史,把各种科学性学科的发现联结起来,并给出一份对民族特征的详尽描述。例如地理学,瑞士、英国和俄国的民族叙述,都受到下列界定的深刻影响:即瑞士民族是被阿尔卑斯山所塑造的,英格兰民族是被海洋所决定的,俄罗斯民族是被俄罗斯帝国的广袤疆域——东抵太平洋,西至欧洲的中东部,北接北极圈,南邻亚洲次大陆——所锻造。”当下我们对于诸如“高山之国”、“千岛之国”甚至“马背上的国家”的想象与认知,实际上都与这种地缘政治层面的认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作为一个霍布斯鲍姆所谓的“革命的时代”,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为欧洲的民族历史书写的多样化提供了外部背景。“当法国人把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在18世纪90年代的革命战争和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中输出时,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民族历史却成为它们保卫本国特性的一种重要工具,以抵制法国的普世激情和帝国扩张主义。民族历史现在成为一种针对启蒙普世主义的回应。”德国与法国之间在民族历史与认同方面的不同路径也随之形成,并影响到周边的其他区域。为此,要更全面地理解欧洲当代国家与认同,就有必要理解欧洲民族历史书写的阶段性过程。

  

在作者看来,当前的欧洲依然无法脱离民族历史的叙述。例如,在东欧和中欧的历史叙述中,“疆域冲突和民族历史中的重叠,时常成为民族叙述建构中的核心因素。那里的一座城市可能不仅拥有一些不同的名字,而且还可能属于不同的民族叙述。例如,奥地利的莱贝格

(Lemberg)

就是波兰的利沃夫

(Lwów)

和乌克兰的利沃夫

(Lviv)

,更不用说这座城市的犹太名和亚美尼亚名了!”